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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芬河 邊城戰“疫”

2020-04-30 11:24:26 來源:健康報

  □本報記者 崔芳 董宇翔 通訊員 武淑華 王莉莉

  近日,人們欣慰于眾志攻堅后武漢穩步重啟的同時,更密切關注著距離武漢數千公里、冰封下的東北邊陲小城綏芬河。從南國到北疆,從集中抗疫到“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疫情防控新階段的主戰線變了,任務變了,環境變了,防控特點變了……但也有些東西始終未變。

  沒想到硬仗在后面

  東距俄羅斯口岸波格拉尼奇內16公里,離俄遠東最大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190公里,邊境線長達27公里,擁有公路與鐵路兩個國家一類口岸。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邊境小城綏芬河,平日里美麗而寧靜。“比我老家小得多,卻是中俄交流最大的窗口,城市建設得很好,到處是俄式商業建筑、民居,店鋪招牌都是中俄雙語,街上常見金發碧眼的俄羅斯美女,充滿異域風情。”在綏芬河工作、安家11年后,已是綏芬河市人民醫院醫務科副科長的孟宇對這里感情深厚。

  今年年初,孟宇察覺到了不同以往的變化。“隨著新冠疫情發展,醫院決定緊急組建傳染病院區備用。”孟宇說,那個病區遠離院本部,“非典”時期興建,一直沒有啟用。1月20日起,她和同事們開赴該院區。3天準備完畢,大年初一開診,協調收治呼吸道感染患者……“剛開始4個醫生、4個護士輪流值班,開17張病床,初二就收治了首例疑似患者(后排除),院本部的發熱門診在大年初三也并過來了……”大家緊張忙碌,一度忘了時值春節。等所有流程逐漸上軌道,眼見遙遠的武漢疫情日漸好轉,他們才開始期待輕松的日常。

  “那是三月下旬,原想著壓力開始減輕,又來了新任務——到牡丹江市接境外回來的人員隔離觀察。”孟宇說,當時大家絲毫沒有意識到,因為綏芬河口岸的特殊地理位置,一場大仗即將來臨。“3月26日,第一個感染者確診,前所未有的壓力一下子就來了。”

  疫情壓力之于綏芬河市疾控中心應急辦主任張秀華,來得更早一些。“中心平常的工作跟其他地區差不多。幾十年來,綏芬河沒發生過大的突發公衛事件。”她解釋,該中心在編和聘用人員,能參加疫情防控的只有25人。因此即使早期疫情中心遠在武漢,他們僅承擔小城7萬人的防控,工作都不輕松。

  張秀華介紹,從1月20日開始,該中心要做好武漢、湖北返綏人員的信息調查和上報、健康情況監測、防控科普等相關工作;安排人員在火車站、公路等交通站點測溫;指導商店、賓館、養老院、看守所、邊檢等消殺和防護……部分人員身體已經透支,想著咬牙熬過這一段就好了。“沒想到,硬仗在后面!”

  怎么都跑這兒來了

  張秀華口中的硬仗,是境外輸入防控。“一開始主要是從日韓、歐美飛回來的人,數量比較少,有的外地人很快就被屬地接走。即便如此,就地隔離的人員還是增多了,隔幾天就得再啟用一個賓館。”她回憶,進入3月下旬,形勢變了。“從本地口岸入境的人突然增多,一天就啟用3個賓館,幾天之內快速啟用了19個賓館。根本回不過神來,怎么都跑這兒來了?”

  原因顯而易見。隨著國外疫情持續暴發,多個國家暫停了國際航班,回國的通道越來越少。穿越東西跨度上萬公里的俄羅斯,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取道陸路口岸入境,成為許多人慌亂下的選擇。符拉迪沃斯托克國際機場,俄遠東地區規模最大、航班架次最多的機場,成了海外中國人回家的重要中轉站。

  巨大的人流,薄弱的小城,綏芬河不堪重負了。“口岸入境人數的增速超乎想象,所有人都要采樣、檢測。3月26日檢出第一例陽性感染者,大家半夜都不睡了,緊急到單位集合、調查。”張秀華說,從那時起,他們開始了半夜回家、隨叫隨到的日子。

  起初,病例只是個位數。3月31日,突然檢出十幾例。“驚呆了!第一反應是做錯了吧?”連夜再采樣,結果確實如此。進入4月,這個數字攀升至每天幾十例。流調、消毒和疫情信息報告工作海量撲來。張秀華和同事們沒日沒夜地干。“最忙的時候,鐵路卡口測溫人員、咨詢熱線人員,都撤回來忙輸入病例了。”

  張秀華回憶,由于當地缺乏應對重大突發公衛事件的經驗,牡丹江市、黑龍江省及時派專家趕來指導。邊干邊問,邊學邊干。張秀華說:“之前雖然也累,但沒有病例,不那么焦慮,后來真是身心疲憊。同事之間不管關系多好,見面都很少交談,沒空、沒心情、沒力氣說了。”

  身患股骨頭壞死的張秀華坦言,每次半夜接到返崗電話,她都半天爬不起來,但想到同事們沒一個閑著,還是掙扎著下床、出門。那幾天,張秀華和同事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啥時候是個頭兒?”

  這個問題他們不知道該提給誰。每天面對的都是經過長途飛行、大巴轉運、口岸檢查等多個環節,疲憊不堪、驚惶未定的同胞。“他們的選擇不一定對,但看到他們,就是會心疼。”張秀華說。

  暈暈乎乎就回了國

  天津籍在俄華商李春玲(化名)是在一通恍惚和慌亂中進入綏芬河的。“原來我根本沒打算回來。”李春玲說,她在莫斯科的薩達沃市場經營服裝生意,那是華商最集中的經營場所。

  隨著新冠疫情在莫斯科蔓延,3月28日,薩達沃市場通知商戶放假一周。李春玲于是待在居住的公寓,囤了些糧食和食用油,幾乎不再出門。

  4月1日,李春玲覺得嗓子不舒服,吃了感冒藥仍不見好轉。跟國內的家人聯系時無意中提到,家人怕是感染癥狀,建議她立刻回國。“我想跟公寓里的朋友商量,結果發現人已經走了,我就有點慌。”李春玲說,到了3日下午,公寓管理辦公室通知,因疫情原因,4月5日公寓將全部騰空,不再提供集中住宿,要么在當地找民宅,要么回國。通知一發,住戶們當天都開始整裝回國。

  這下李春玲著急了。“以前我都是直接飛北京然后換乘火車回家,但那會兒莫斯科飛北京的航班都取消了。”4月4日中午,公寓的訂票人員傳來消息,只剩一張當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機票,可以從綏芬河入境,有車送到口岸,問她要不要。連東三省都沒去過的李春玲聽著電話里傳來的陌生地名,咬了咬牙。“要!”

  “真是一點兒準備都沒有。”李春玲說,買到票已是下午兩三點,她匆忙收拾行李,打車到朋友家借防護服。剛到機場,發現華人防護最嚴實,口罩、防護服、護目鏡、手套,一應俱全。聽說為了避免如廁接觸感染,不少人穿上了紙尿褲,李春玲趕緊買了兩包衛生巾備用。

  9個小時的航程,李春玲不吃東西、不喝水。4月5日早上快到目的地時,她站起來收拾東西,突然發現自己腿軟、頭暈、心慌。低血糖了!只能跟空姐討了兩杯番茄汁補充能量。

  出機場,按照訂票時給的聯系方式找到轉運大巴。大巴就在機場外等著,一輛接一輛,滿載著歸國的中國人馳向綏芬河口岸。“核酸檢測沒問題的都順利入住賓館隔離,我卻被查出已經感染。”李春玲說,確診后,發熱、胃腸不適、喘憋、干咳等癥狀陸續出現。在俄多年沒去過醫院的她,還在這次檢查中發現已患糖尿病,于是被安排在重癥、危重癥患者定點收治醫院——牡丹江醫學院附屬紅旗醫院。“醫務人員對我特別好,癥狀已經輕多了。”回憶回國的一路,李春玲說,好像是被一股什么力量裹挾著暈暈乎乎就到了國內,久久緩不過神。

  同樣從事中俄貿易的吉林籍華商江東峰(化名)則是有備而回。“我和弟弟、堂弟一起在柳布利諾市場做生意。”他說,4月初,有感冒癥狀的堂弟從綏芬河入境,被查出新冠肺炎核酸檢測陽性。“他跟我們吃住都在一起。得到消息后我們猜自己也不妙,就趕緊回來了。”

  數據顯示,截至4月26日24時,累計報告綏芬河口岸輸入確診新冠肺炎病例380例,其中就包括江東峰堂兄弟三人。“定點醫院有3個,綏芬河市人民醫院收治無癥狀感染者,牡丹江市康安醫院收治普通型患者,紅旗醫院收治病重的。”江東峰坦言,之所以對情況了如指掌,是因為堂弟、弟弟和他分別住在以上3家醫院。“之前在俄羅斯看報紙,上面講國內醫務人員抗擊疫情各種辛苦,這回實地體驗了一把,他們真的太敬業了!”

  還不到休息的時候

  李春玲、江東峰回國的那段日子,恰是孟宇的承壓極限。“從3月26日收治第一例新冠患者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就來了。兩天之后,發熱患者、確診病人開始陡然增多。”孟宇回憶,同事們為了接診已連續多日不眠不休,她也在根據情況變化不斷地理流程、訂規范,協調物資、人力、保障、信息、辦理出入院手續……連軸轉了三天三夜后,家里打來電話,3歲的孩子生病了。“之前看到同行在武漢的那些事跡,感動得掉眼淚;現在落到自己身上,卻連哭的時間都沒有。事情那么多,深呼吸幾下趕緊干活。”孟宇說,她很清楚大家這樣的狀態堅持不了多久。4月5日,牡丹江市里三甲醫院的援軍就到了。

  宋靜是在當天上午10點接到援綏通知的。作為牡丹江醫學院附屬紅旗醫院泌尿外科護士長、省級重癥集中救治區域中心醫療隊隊員,她14天前從本院新冠重癥病房出來休整,剛過隔離觀察期。“剛到家抱上4歲的孩子,電話那頭就說綏芬河需要選派有經驗的護士長。”宋靜應下了,接著就打了兩個電話。一個給在老家照顧病人的老公,讓他把孩子接走;一個給妹妹,請她幫忙把孩子交給老公。

  驅車出門,到妹妹樓下放下孩子,直奔醫院。中午11點,跳上赴綏的班車;下午1點多抵達綏芬河市人民醫院,開會溝通情況;匆忙回趟賓館放下行李,“開干”。

  這批增援的11名醫生、21名護士,其中一半人在紅旗醫院新冠病房參加過救治工作。而當時綏芬河市人民醫院能參加救治的有6名醫生、11名護士。作為此次援綏醫療隊的總護士長,宋靜很快了解到該院的護士戰疫經驗不足,就抓緊時間對穿脫防護服流程進行講解、練習、培訓。沒有制度和流程,緊急建立。經驗不足,就混合編組,一帶一,老幫新。上級傳來的消息是,幾個小時之內就開始送患者過來。原來的病區、病床早已不夠,要在短時間內再開出兩個病區約150張床位。

  醫院加緊改造擴容。“后勤保障一邊作業,我們一邊培訓,制訂流程,人員編組,熟悉工作環境和軟硬件設施,整理病區。”宋靜說,晚上11點,運送患者的救護車開進醫院。第一輛車一開門,六七個病人下來了,拎著大包小包,憔悴不堪,戴的口罩都臟了。趕緊將他們接到大廳,熱水、吃的管夠,登記、安排到病區分診……還沒忙完,又來一輛,四五個病人;又來一輛,十多人……“最開始我們不知道要來多少人,到第三輛車的時候,指揮部給了準確數字,98個!”宋靜說自己當時就覺得崩潰,“我們就這點人手,能行嗎?”

  宋靜的擔心不無道理,這些病人跟本地患者有很大不同:“有東北的,也有南方的,哪兒來的都有;有讓給辦電話卡的,也有讓給買生活物資的,啥需求都有;有癥狀的怕病重,沒癥狀的怕有癥狀,啥病情的都有;活動軌跡、病史都要從零開始詢問,啥信息都不完善,病人情緒也是什么樣的都有……”宋靜和同事們一遍遍重復著,“你們回到祖國了就放心吧,一定會得到很好的救治。”那個時刻,這句話安撫了很多人。

  解答,滿足需求,辦理入院,評估病情,詢問病史,做檢查,執行醫囑……宋靜說,所有醫護都一夜忙碌,醫院病區外200多米長的走廊,每個醫務人員都一路奔跑。三層防護服下面的衣裳全部濕透,護目鏡上滿是霧,嗓子喊啞了,尿不濕已濕透……

  宋靜第一次發現人可以這么扛事兒,他們這點人手,真把患者安置完了;時間可以過得那么快,轉眼天就亮了。她自己20多個小時只吃了一頓飯,持續工作了10多個小時,許多人勸她休息一會兒,但工作和問題都擺在那兒:原有的兩個病區已不夠用,需要再騰空醫院三個樓層建新病區;前一晚收治的病人,根據病情還要有一部分重新調整分區;一些隊員不適應進倉,出現頭暈、嘔吐等癥狀;當晚還會有病人轉入,一些緊缺物資和新病區需要的被褥、消毒用品、生活用品也會運來……宋靜擺擺手說:“還不到休息的時候。”

  又至深夜,物資到了。北風裹著大雪紛紛揚揚灑落,地上積雪已有半尺厚,宋靜不忍驚動同事們,叫上另一位本院來支援的護士長王晴,和綏芬河市人民醫院剛剛返回的援湖北隊員、護士楊寧,悄悄出去了。整整一車物資,三位女護士在風雪中一遍遍來回搬運。單薄的防護服,一出去就被風雪打透了,推著物資到病區,又出一身的汗;再出去,又被打透。

  這頭沒忙完,那頭又一批33名病人送到。一邊重復前一晚的入院工作,一邊緊急安置物資,整理好新病區。又一個無眠夜。

  第三天,又有40名護士增援,重新培訓、編組。這邊接診新的感染者,那邊又接上級命令,將重癥、普通型患者分出來,分別轉至牡丹江市的紅旗醫院、康安醫院。“那天去牡丹江送患者回來已是夜里兩點,回更衣室脫完防護服是凌晨4點,就地瞇了會兒,早上7點再進艙。”宋靜說,到綏芬河的前9天,她只回過賓館3次,最多睡四五個小時。家里人抱怨她失聯了,同事調侃她長在醫院了。“可誰不是這樣呢?”

  的確,宋靜的同事們都不輕松。紅旗醫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醫生張曉東也不例外。前期,他也作為醫院省級重癥集中救治區域中心醫療隊隊員戰斗在本院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一線。隨著綏芬河收治吃緊,張曉東也被派首批出征。

  即便有經驗,第一天晚上近百名感染者陸續送到病區時,張曉東還是有種喘不上氣的感覺。“以前是一個一個地來,這次是一波一波地來!我是醫療組長,除了接診、分診、安排入住、查房、下醫囑,還要統籌患者情況。”張曉東介紹,最多的時候,他要帶領團隊管理將近200個患者的病區,短時間內摸清所有信息,盡量做到一人一方案。“這就需要醫生跟病人進行詳細溝通,但防護物品穿戴上以后,互相說話都聽不清,音量一高就缺氧,反復詢問時間太長,身體頂不住。”對此,他們摸索出了實用且體現東北特色的應對方案——話療。

  “我們挨個記下患者的姓名、電話,出艙后電話溝通。”張曉東表示,論嘮嗑、逗人開心,東北人個個都是專家,“患者心情好,抵抗力就強,好得就快。”跟病人嘮多了,同事們的緊張心情也得到了緩解。

  到綏芬河的第一周,張曉東只到隔離賓館休息了3次,感覺還不如在醫院。“在醫院休息會兒能滿血復活,到賓館一躺下就完了,醒的時候感覺渾身都散架了,一點力氣沒有。”

  去過武漢,不怕了

  忙歸忙,累歸累,一切還是上了軌道。一方面,鑒于綏芬河的醫療基礎條件,上級指揮部及時作出調整,將確診患者轉至牡丹江市綜合實力更強的醫院,綏芬河當地只承擔無癥狀感染者相關收治工作。另一方面,牡丹江市、省內和全國派出了大量人員前往增援。

  截至4月中旬,共有289名醫務人員支援綏芬河。其中最大牌的專家之一,就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管向東。此前在武漢戰疫中,他和國家級重癥專家組的另外7名同行被譽為“重癥八仙”。

  2月2日抵達武漢,4月7日撤離返粵。4月11日,還在休整地的管向東接到通知,緊急奔赴綏芬河。他第一時間協調好后續工作,原封不動拎起武漢帶回的行李趕到機場,再度出征。

  與此同時,“重癥八仙”中的另一位大咖、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康焰也坐上了赴綏的航班。“我們8個人有個小群,天天在交流。大家都很關心我們在這邊的情況。”管向東說。在綏芬河、牡丹江各定點醫院走訪了解情況后,“二仙”帶來讓人略感欣慰的消息:此次輸入病例以年輕人為主,平均年齡較武漢的病例年輕,重型和危重型少,順利康復將更有保障。

  管向東進一步解釋,武漢在早期是遭遇戰,大家對病毒的特性、染病人群的規律、疾病發展規律都不夠了解。“但在這里,無論是管控原則措施、救治方案等,都比較成熟。對于我來說,經過武漢一役后,什么都不怕了。”管向東甚至明顯感受到病房的氣氛不同。“絕大多數病人對治療效果很有信心。我們進去查房時,還有病人拿出手機拍照,想告訴其他人,國家級專家來看他們了。”

  即便如此,管向東還是強調在輸入病例的防控管理上要尤為嚴格:“前一段集中戰疫中,在物資、經費、人員等各個方面的投入、犧牲非常大,才有了階段性成果。因此,現在再怎么嚴格管控都不過分。”

  期待這里魅力重現

  在東北邊境的日子里,管向東常忍不住把這里與武漢作對比。他清晰地記得,2月初剛到武漢時還是寒冬,整個城市都像按了暫停鍵,無論晝夜都非常安靜;撤離時,春花絢爛,看到這個為之奮戰60多天的城市堵車,他心頭一暖。這次來綏芬河,依然寒冷、安靜。“不同的是城市很小,干凈、清爽,空氣中都彌漫著鋸木屑的好聞味道。”當地人說這里的春天漫山開遍映山紅,管向東熱切盼望北國之春的到來。

  對于疾控人張秀華來說,工作回歸常態是最大期待。“閉關前、高峰期,只能顧著忙大活兒、急活兒,現在終于開始慢慢處理積存的工作。雖然還是不輕松,但心里有數的感覺還是好多了。”

  從牡丹江赴綏時走得匆忙,宋靜踩著高跟鞋就出門了。最忙的那些天,沒人知道她的腳腫成饅頭般。“我托朋友給我買雙旅游鞋,她又托當地的朋友給我買,但綏芬河的商店都關門了。后來她專門在外市買好,托人給我送來。”宋靜說,順帶送來的,還有春天穿的衣物甚至短袖,“很高興,短袖已經用不上了”。目前,所有輸入病例已經全部轉至紅旗醫院,救治進入掃尾階段。

  去年夏天,宋靜和科里的同事趁周末到過綏芬河參觀公路口岸。只待了約一小時就離開了,對于這里的一切都印象模糊。這些天在醫院忙碌,她依然對這個城市了解不多,但內心的情感卻與日俱增。

  張曉東也在過年前趁著休班驅車到過這里,只遠遠地瞅了一眼國門,沒看真切。“算是給自己和這個城市的緣分埋了個伏筆。”他表示,今后,無論是綏芬河小城還是國門,對于他的意義都多了一重。他堅信自己很快會看到那個恢復往日悠閑和風情的綏芬河。

  綏芬河人以家鄉為驕傲,期待見證這里魅力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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